[日] 古胜隆一《汉唐注疏写本研究》出版（附：绪言）
古胜隆一（Ryuichi Kogachi），1970年生于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博士。博士论文为《漢魏両晋注釈学と『荘子』郭象注》。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学、中国注释学史。著有《中国中古の学术》（东京：研文出版社，2006年），翻译有余嘉锡《古书通例》（东京：平凡社，2008年）等书。并在《东方学报》、《东方学》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该文集分为考证篇和思想篇，上篇展现了作者在文字学、音韵学、文献考证等领域的扎实功底，这是经学研究必备的学术根基；下篇是作者对汉唐时期经学注疏进行深入开拓的几篇力作，每一篇都具有相当的开拓性。比如对于中国释奠礼，作者具有长时段的积累，此文条理出了释奠演进的内在脉络。比如对于儒家经疏吸收老庄思想，作者的研究独步学坛，其中多篇论文具有引领的学术意义。比如对于南北朝隋唐义疏学，作者的研究早已打出旗帜，对其中义疏讲经的体例、对律疏的影响等的研究，已成为必参之作。另外，作者能运用大量中日第一手资料“写本”作为研究的素材，是确保该文集居于学术前沿、能够引发广泛影响的重要条件。
緒言
上篇 考證篇 略論舊寫本《説文·口部》殘簡 徐邈音義中之去聲問題 《論語義疏》文明本與武内本之差異 《鄉黨》“立不中門”皇疏考正 《八佾》“告朔之餼羊”邢疏札記 日本所藏《御注孝經》略説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中所著録之《春秋公羊解徽》下篇 思想篇 魏晋南北朝之釋奠 王弼《論語釋疑》中的孔子形象 北朝經學與《老子》 劉炫《孝經·聖治章》講義 隋代儒教的地域性：以山東儒者爲中心 《禮記正義》及賈大隱《老子述義》的融合主義 《唐律疏議》與儒家義疏學
各篇文章的出處及譯者列表
人名索引醍醐山的古勝先生
《漢唐注疏寫本研究》一書，匯集了我十多年來主要以中文發表的論文，共十四篇。其中的大部分，是本人以不甚高明的中文直接寫成的。而《隋代儒教的地域性：以山東儒者爲中心》《劉炫〈孝經·聖治章〉講義》兩篇，則分别拜托廖明飛先生、王孫涵之先生譯爲中文。本書出版前的校正工作亦得到兩位的大力襄助，在此謹表謝忱。
回想起來，我初次在中國的學術會議上進行發表，是在2007年7月，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傳統中國研究國際研討會”。一直對我關照有加的陳鴻森老師，將我推薦給了主持此次會議的虞萬里老師。陳老師平時一直教導我，“今後要更加重視中國學界，爲此要多到中國的研討會上發表”，通過此次會議，我終於實踐了這一囑託。對我來説，與中國學者的學術交流，是頗爲新鮮的體驗，直到如今，我還能清晰地記起當時的情景。
此後，中國學界中，給予我最多參會機會的是彭林老師。彭老師不僅時常邀請我參加各類學術會議，而且承蒙關照，2011年夏天，我有幸在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用兩週時間進行了關於《老子》的講演。藉由此次活動，我對今天中國的學術、大學以及文化，有了更爲深入的認識。如果没有彭老師不遺餘力的幫助，想必我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粗淺的階段吧。
原來我主要關注道家文獻以及儒家經典注釋學，并用日語撰寫了一些論文。2007年以後，來華參加學術會議日漸頻繁，用中文撰寫的論文也多了不少。在研究方法上，我一直在思考：“作爲日本人，我的研究能形成怎樣的特色？”由於這一追問的推動，我的研究方向逐漸偏重於以往曾調查過的經書或道家文獻的日本寫本。正因如此，本書收録的論文，主要是以在日本抄寫的中國典籍作爲研究對象。
坦白地講，到中國參加學術會議，聆聽彭林老師、虞萬里老師等一流學者的研究報告，了解較自己年輕、優秀的新鋭研究者的學術觀點，每逢此時，總讓我感到自己與中國學者在實力上的差距。在傳統的中國古典研究領域，自己畢竟是外國人，有時我也會打這樣那樣的退堂鼓。不過，通過學術交流所得到的批評，藉之可以思考彼此在學術環境上的差異，即便尚不明晰，也能有意識地去尋找屬於自己的研究特色。正是持着這一理念，我與中國學術界的交流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以往我參加過的國際學術會議，其目的自然主要是增進國際友好關係。然而，一旦進入學術討論，我便顧不上親善、友好這些條條框框，拼了命地向對方的研究進行質疑、問難，即使頗爲吃力，還是要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今天，相對於借用學術來構築禮節性的友好橋樑，我更關心中國學者是如何思考中國學術，對於中國學術的未來有着怎樣的冀望。與此同時，也希望自己能爲中國學術盡一份力。
然而，通向這一目標的道路，却充滿了艱難險阻。因爲跨越國界的相互理解，并非如此簡單和暢通。2019年末，知己石立善先生離開了人世。石先生是京都大學博士，與我有着二十多年的親密交往。生前，他對今天日本的中國傳統學術研究，時常有嚴厲的批評。這或許是因爲，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友好”，而是真正的相互“理解”。在石先生去世後的今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點。
日本與中國，學者在思維方式上有着各自默認的前提，所處的學術環境也有較大的差異，這一情况今日依然存在。其中最爲突出的是，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古文獻是以其母語書寫的，而對於日本學者來説，則并非如此。而且在研究目的上，中日學者也有着較大的分歧。面對這堵看不見却異常堅固的墻壁，如何才能鑿出幾扇門，讓大家更好、更深入地去理解對方，進而開拓新的學術視野？十分遺憾，石先生不再可能與我一同從事這份艱難的工作，但我仍會以我的方式將這份工作繼續下去。
本書可以説是一個外國人與中國學界對話的小小記録。在此，向以上述及的師長、友人，以及對我有知遇之恩的衆多中國學者，表示誠摯的感謝。
本書的出版，顧濤先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顧先生承擔了全書的編輯工作，并爲本書編纂了索引，撰寫了後記，對於這份友誼，我要致以衷心的感謝。
最後，本書的刊行，得到了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國際競争力强化事業（京都大學）”項目“平成三十年度國立大學改革强化推進補助金”的資助，感謝相關部門及人員的支持。
（感谢范以强先生提供。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